记者王海锋通讯员赵会平
核心提示
邻里间矛盾纠纷初起，南阳市新野县法院聘请的司法联络员来了，设在行政村的法官工作室的干警来了，矛盾，扼杀在萌芽阶段。从2011年9月起，新野县法院开始了既“坐摊儿”又“出摊儿”的第一手鲜活实践。
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法官“坐摊儿”审判是法定职责，尽管涉及“其他职责”，但并未明确规定法官化解诉前纠纷。“出摊儿”之前，新野县法院关于“出摊儿”法官的职责仍有争论，最终，“提前化解矛盾比诉讼的社会成本更低，更符合百姓意愿”的观点说服了大家。
“出摊儿”法官收到双方锦旗
6月初，刘金英一边忙着手中的农活儿，一边轻松地和记者聊天。而去年10月，这位新甸铺镇杜岗村的村民，心里正窝着一团火。
“本来我和她就是好姐妹，就因两家关系好，才合伙盖房子。在资金往来上，都是嘴上一说,没有正规的往来手续，时间一长就记不清，也更说不清了。为此我们两家就犯了生分，还成天吵架。”刘金英口中的“她”，是同村海姓村民，乡邻刘振兵的妻子。
村里人都知道，刘金英跟海某比较投缘,她们互相以姐妹相称，也就是干姐妹。然而，因为合伙盖房，两姐妹心中都有了疙瘩。
刘振兵家有一块宅基地,想盖房子，但钱不够。“我就说我投点钱,盖好后给我两间房子就行,我也不用找村里批宅基地了。”刘金英说，他两口儿同意后,就开工建房了。“我们在资金往来上都是口头一说,不但没有书面协议,也很少保存书面证据。”
真是好记性比不上烂笔头，时间一长，就记不清了，双方纠纷就产生了。村、组干部来解决过，“我们自己都说不清，外人咋能弄明白？”
双方都在气头上,加上都好面子，想着一低头就证明自己没理了，就都硬撑着。村民们想劝和，可也没啥好法儿。大家猜测，这两姐妹的情分，怕是要彻底断了。
刘金英说，她心想，辛苦积攒的钱也花光了，盖起的房子也住不成，进也进不了，退也退不了，心里的窝火劲别提了，真想打打砸砸算了。
在这样的煎熬中，双方先后接到了一个电话：“我是咱村法官工作室的刘永辉。工作室公示的有我手机号。有空儿的话，咱聊聊？”
就这样，双方先后和刘永辉见了面。刘金英见到刘永辉，才知道他还是新甸铺中心法庭的庭长。
刘永辉先和她聊起了秋收，听起来种庄稼他也算个内行。接着，就说起他们两家合伙建房的纠纷。“说起这个让我头疼的事，我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刘庭长边安慰我边与我讲起解决纠纷的办法，讲了两个多小时，从法律到民俗人情。我感到我这事解决有希望，回家的路上感到心里特别踏实。”刘金英回忆。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刘永辉和法庭的郭法官，前前后后给两家人进行了5次调解。
两家人想，他们的纠纷也没有立案，人家法官还不是为咱好？况且人家说得在情在理，俩人本来就是好姊妹，两家话说在明处,没啥吃亏占便宜的。双方心结都解开了，刘金英拿到了房子的钥匙。
两姊妹又找回了曾失去的姐妹亲情,为了庆祝，两家人一起下馆子吃了顿饭。事后，两家人不约而同都给新甸法庭送去了锦旗。
争论出来的法官“出摊儿”
刘金英提到的法官工作室，是2011年9月起，新野县法院为排查化解矛盾纠纷设立的——在全县272个行政村（社区），每个村都确定了干警联系人，在具备条件的联系点，又建立了26个法官工作室。至今，通过这种“出摊儿”方式化解的类似上述纠纷已有500余件。
法官“出摊儿”，源于新甸铺中心法庭等几个中心法庭的先期探索。2011年，适逢该院作风建设年。院党组考虑，以此为着力点，不仅可以结合当前农村基层矛盾新的特点，提前化解纠纷，而且可以厘清“司法为民”的实质，强化干警作风。
“出摊儿”之前，关于法官的职责，在新野县法院有过会上会下，不分职务高低的公平讨论。“讨论激烈时，变成了争论。”法官张正清说，争论的焦点，是“坐摊儿”的法官，究竟该不该“出摊儿”。
“不管是‘讨论’还是‘争论’，对这种业务探讨空气的形成，我自然乐见。”院长龚超说，“其实，法官该不该、能不能‘出摊儿’的争论，在全国法官中有着共性。”
这场争论，争出一个既“坐摊儿”又“出摊儿”的机制，争出一个个鲜活的实践。
有声音认为，人民法院组织法和法官法规定，法院和法官的任务，是审判案件，即便在规定“其他职责”中，也没有“诉前调解”的职责，审判工作是从受理开始的，而“诉前调解”是在受理之前，名义上虽然也称调解，但不是审判活动。
但另一种声音从司法实践进行了剖析：法官认识一致的不少案件，判决之后，当事双方却都不尽满意，这说明，判决可能合法，却未必合情。只看重法律效果，忽视社会效果，同样不能定分止争，即使是西方法学界，也承认诉讼的固有弊端，比如诉讼程序的复杂性、迟延与费用高昂，降低了正义的价值。
有人不无担忧，纠纷化解前置，会不会加大法院的工作负担：全院干警才130多人，除了承担审判、执行，再承担其他非诉任务，人力、精力是否够？
也有人不这么看：“大的社会意义不说，从小处说，实质上干的还是本职工作，只是提前干了。”这种声音认为，提前化解纠纷，貌似不是、实际还是法院的“活儿”：一旦矛盾上升，最后还是要起诉到法院。
常务副院长李保澄认为，法官的职业化，并不意味着只是“坐摊儿”，人民司法的真正含义，不仅包括司法机关的便民、为民，也包括民众的参与和司法的社会化。
“最终，这场争论，归结到‘司法为民’的实质上。”龚超说，“对‘出摊儿’，院党组一致认为，要看目的、重实效。”
半年后，他们确立了“精细、高效、尚法、清廉”的法院精神，关于“精细”的解读之一，是“围绕提升服务质量，推行为民措施‘精细化’”。
法官“摊点”上的司法联络员
刘永辉说，审判工作的特殊要求，使干警无法也不可能天天去法官工作室。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新甸铺法庭聘用了4名司法联络员，他们的4个辖区都在本人村庄周围。他们热心调解德高望重，在辖区有广泛和深厚的人脉资源，辖区群众普遍信任他们。
一个电话，司法联络员就能及时赶到现场，不管节假日还是恶劣天气。2012年2月的一天，新甸铺元帅村村民赵某，与同桌几个人喝酒后死亡，赵某家人找到司法联络员白占青要求解决。白占青了解到，赵某原本有病，同桌的人都知道，并未劝其喝酒，他本人喝酒后病情复发死亡。赵家让同桌的人赔偿，其他人都觉得冤枉。经过白占青依法依情的说服，最后以补偿13000元化解此纠纷，双方都很满意。
“这4名司法联络员，每人每年都要化解20起以上的案件。而且现在，法庭受理案件的九成，都是通过他们来立案。”刘永辉说，“在审理中他们百分之百参与调解，调解成功率达到95％以上。”
作为一项制度设计，法官工作室不是孤立的一个点。
院政治处主任王舒回忆道，院党组根据法院的实际情况，以及当地民情民意的摸排，设计出“一纵两横”的矛盾化解体系。目前，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的网络已经基本搭建成形。
在纵向体系上，构建法院（县）→法庭或巡回审判点（乡）→基层联系点或法官工作室（村）三级、主要以法院为主的纵向矛盾化解体系，引导干警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通过执法办案和开展常态化的走访活动，化解矛盾纠纷。
党组成员、联系干警每月到基层联系点、法官工作室分别走访、办公一次，集中处理群众法律咨询、涉诉涉法信访和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等工作。
“两横”体系之一，是县法院在司法局的配合下，建立和开展人民法庭和司法所“庭所联动、诉调对接的矛盾化解机制”，搭建联动平台，做好调解及司法确认工作，积极协助乡镇定期召开人民调解员、治安保卫例会，共同排查、化解重大、疑难、复杂矛盾纠纷，全面掌握辖区社情民意和矛盾纠纷动态，做到发现在早、行动在先，全力将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联动机制已扩展到综治办、派出所、住建所、民政所等事关稳定和民生的相关职能部门，并被省委办公厅、省委政法委三项办工作动态转发。
“两横”体系之二，是选聘司法联络员，代当地群众向人民法庭递交诉状，进行诉前法制宣传，引导当事人依法、合理进行诉讼，协助法院送达法律文书，做好服判息诉等审判辅助工作。同时，司法联络员也是信息员，按照划片，每个村都能找到对应的司法联络员，他们为法庭做好矛盾纠纷的“天气预报”，便于早发现、早解决。更大的收获是，在法官指导下，懂法律知民情、遍布全县的213名司法联络员，成功化解了一起起纠纷，尤其是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家事纠纷。
百姓和法官各算一笔账
“要是俺两家继续闹腾，僵持下去，哪还有心情挣钱养家呀？”文章开头提到的刘金英说，“这一劝和，两家又好得像一家一样，还能互相帮衬着发家致富。”
“其实，老百姓聪明着哩！谁心里都有本账，有时只是一时糊涂。”司法联络员李从涛是去年省法院系统的优秀调解员，他笑道，“你帮他把小算盘一打，他就知道哪头轻哪头重了。”
今年4月，新甸铺镇的老陈几次被儿子关起来不让出门。原因是他让儿子每月给500元生活费，儿子不同意，说父亲有存款，不该让他再出钱。
听完陈老汉的哭诉后，司法联络员当天找到了小陈对他说：“你对爹娘好点儿，就吃亏了？一方面，你赡养爹娘是法律规定应尽的义务；另一方面，你爹娘就你一个儿子，他们的存款以后不也是你的？”小算盘一打，小陈立马认识到错误，主动给老父亲赔礼道歉，父子关系和好如初。
“如果双方不足以对抗到诉讼，算账这种化解纠纷的方法，法官和司法联络员既常用，也好用。”法官张正清解释道，矛盾给各方带来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时间成本、机会成本、社会成本、心理成本甚至情感成本等。
“通常，你只要把纠纷给各方带来的高成本向他们算明，他们就会明白，接受调解，化干戈为玉帛，是最为简捷、省时、省心、有效的方式。”张正清说。
“‘一纵两横’的矛盾化解机制，实践近两年，因为发芽于这片土壤，自然也就适应一方气候。”李保澄说，“对民间力量的信任、培养和借助，对各种力量的主动联手，将使这种机制结出更多果实。”
“算账，自然是小账大账都要算。”龚超道。
在龚超眼里，“小账”，指的是提前干了自家的活儿，加深了法官的百姓情结。“出摊儿”之初，党组要求干警：尽心，这考验的是你的思路和方法；尽情，这看的是你的态度作风；尽力，这锻炼的是你的司法能力。
收成——从连年保持省级文明单位，荣立集体一等功，到“全省优秀法院”，可见一斑。
“老百姓第一次见法官，是从基层法院开始的。所以，基层法官的素质、形象，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国法官。”——“大账”，龚超从这里算起。
如果能通过“坐摊儿”又“出摊儿”，对纠纷进行实质性解决，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并重，做到案结事了，甚至案结事好，“收成咋样，你懂的。”龚超笑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