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 提

    ７月１０日下午，刘金英一边扇着扇子乘凉，一边轻松和记者聊天。而去年１０月，这位新甸铺镇杜岗村村民心里还窝了一团火——她和要好的姐妹合伙盖房子，却因资金问题引起纠纷，原本亲如一家的两人闹得形同陌路。

    “我是咱村法官工作室的刘永辉，有空的话咱们聊聊？”难挨的尴尬中，刘金英姐妹俩先后接到了这样的电话，新甸铺中心法庭庭长刘永辉主动上门。两家人前前后后接受了５次调解，刘永辉从秋收说到盖房，从法律讲到人情终于解开了姐妹俩心里的疙瘩，两家人一起下馆子吃了顿饭，和好如初。

    ２０１１年９月起，新野县法院在全县２７２个行政村（社区）都确定了干警联系人，在具备条件的联系点又建立了２６个法官工作室。通过这种“出摊儿”的调解方式，至今已经化解民事纠纷５００余起。

    法官“出摊儿”，源于新甸铺中心法庭等几个基层法庭的先期探索。２０１１年，适逢新野县法院“作风建设年”，院党组认为以此为着力点，不仅可以结合当前农村基层矛盾新的特点、提前化解纠纷，而且能体现“司法为民”的实质，强化干警作风。

    决定“出摊儿”之前，新野县法院上上下下就法官的职责有过热烈的讨论。讨论的焦点是之前一直在“坐摊儿”审案的法官，究竟该不该“出摊儿”去调解。

    “其实，法官该不该‘出摊儿’的争论，在全国法院都有着共性。”新野县法院院长龚超说，这场争论最终归结到了“司法为民”的实质上，“法官的职业并不意味着只是‘坐摊儿’，人民司法的真正含义，不仅包括司法机关的便民、为民，也包括民众的参与和司法的社会化。”

    这场争论，争出了一个既“坐摊儿”又“出摊儿”的机制。

    该院政治处主任王舒介绍，院党组根据法院的实际情况，以及当地的民情民意，设计出了“一纵两横”的矛盾化解体系：在纵向上，构建法院（县）→法庭或巡回审判点（乡）→基层联系点或法官工作室（村）三级矛盾化解体系，引导干警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通过执法办案和常态化的走访，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在横向上，一是建立法庭和司法所“庭所联动、诉调对接”的矛盾化解机制，协助乡镇定期召开人民调解员例会，全面掌握辖区社情民意和矛盾纠纷动态，做到发现在早、行动在先，全力将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二是选聘司法联络员，代当地群众向法庭递交诉状，进行诉前法制宣传，引导当事人依法、合理进行诉讼，协助法院送达法律文书、做好服判息诉等审判辅助工作。

    “‘一纵两横’的矛盾化解机制已经实践了近两年，因为发芽于这片土壤，自然也就适应一方气候，‘收成’更是喜人。”龚超说。新机制不但“提前干了自家的活儿”，而且加深了法官的百姓情结，“法官既‘坐摊儿’又‘出摊儿’，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并重，真正做到案结事了，甚至案结事好。”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