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东（化名）是内乡县农民，2009年3月外出在某煤矿务工时发生意外死亡，矿方协议一次性赔偿王伟东家属40万元。王妻子年仅32岁，其71岁的公爹听信他言，担心儿媳年轻改嫁，会带走保管的40万元及11岁的孙子，要求儿媳写个保证，倔强的儿媳就是不写，形成诉争。

庭审中，儿媳拿出事先自己算好的清单，说公爹已71岁，按现行法律规定，充其量只能分配3.7万元；儿子的扶养费也大致是这个数，剩余32.6万元，由于她英年丧夫，倍感痛心，精神损害大，故应全部做为精神损失费赔归她。公爹反驳：“我白发人送黑发人，我精神损害比你小？”坚决不同意儿媳意见。

就在儿媳与公爹唇枪舌战之际，旁听席上一个奶声奶气的孩子哭泣声传来：“我幼年丧父，是大人们常说的人生三大不幸中之最，我精神损害更大。”一时间，空气似乎宁停，刚才还争执不休的儿媳与公爹哑然。鉴于案件发生在一个原本祥和家庭的特殊性及双方水火不相容，法官并不忙于处理此案，宣布闭庭择日宣判。

承办该案的法官告诉笔者，近年来，外出务工人员意外伤残事时有发生，侵权人为尽快平息事态，常采用一次性赔偿方法，大多数赔偿协议根本不表述赔偿项目，多记述的是“以后互不追究”，这为纠纷埋下了伏笔，类似本案的情况并不少见。按现行法律规定，赔偿金应包括受害人的伤残补偿费，赡养费、扶养费、医疗费、交通费、住院生活补助费、护理费、误工费、精神抚慰金。本案煤矿方一次性赔偿40万元，就是指上述前三项和最后一项。需要特别强调二点：一是面对亲人伤残，父母、妻子、孩子、兄弟姐妹等近亲属，精神上肯定都不同程度受到伤害，应当给予精神抚慰金，但谁的精神损害大？法律没明确规定。本案妻子、公爹、幼子的主张，实际给法官出了个新的法律难题。草率确定诉讼当事人的精神损害大小,涉及赔偿金分割多少,极易引发缠诉涉法信访。二是伤残赔偿金既不是家庭共有财产，也不是夫妻共同财产，只能用于伤残者本人生活补助。当赔偿金支付已发生的诸如后期治疗费、交通费、误工费等费用后，受伤残人死亡，剩余部分才可以当做遗产按顺序继承，但在分割遗产时，对已丧失劳动能力和被扶养的未成年人可适当予以照顾多分。

理清上述思路，合议庭3名法官三日后冒雨来到王伟东家，首先面对王伟东遗像，默哀表示同情，缄口不谈案情，与王老汉、儿媳促膝回味伟东早年丧母，生前对父亲极尽孝心和对妻子的深情，以及对儿子的呵护，乘不经意提起走访了解到儿媳诉前对王老汉的尊重。王老汉感慨地说：“儿子孝顺，儿媳贤良，伟东务工间自己两次生病住院，都是儿媳似闺女端尿擦屎伺侯，闹到公堂，也感到对不起儿媳，这都是为了孙子……”儿媳也懊悔地说：“没这40万元，一家人和和睦睦，伟东走了，卖命钱闹得一家不安生，主要责任在自己…”当即拿出40万元存折交给公爹，嘱托记好密码，待孩子长大后用。

望着早已泣不成声的儿媳，王老汉老泪纵横，一把将存折推给儿媳，喃喃地说：“伟东命短，你还年轻，无论你招婿上门还是另嫁他人，爹都不收这存折，你拿着，心里有俺爷孙俩就行……”

“那案呢？”同情归同情，仍不忘案情。法官适时轻声问。

“撤！”王老汉用满是“鸿沟”的手擦把眼泪，斩钉截铁地说。

有人说，一滴水能反映出太阳的光辉，一件平常事足以体现新时代法官的崇高职业道德。调解撤诉，和好家庭，这仅仅是法官服务社会和谐、服务民生、服务社会稳定的一个缩影。但儿媳、公爹、幼子提出的“谁的精神损害大”难题，却使人费解，只好留给世人去评判，留给法律去完善。

　　 (为保护当事人的财产隐私及安全,本文当事人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