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到刑庭时接了一起故意伤害案件，被害人是一位老人。当时许多同事都惊诧地问我：“这个案件你也敢接？”原来涉及这位老人的民事、行政、刑事案件多达5件，谁见谁愁。我却拿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心想只要我公正处理，有何担忧。

    第一次见到老人，他就黑着脸，给我一个警告：“刘庭长，在公安和检察院，因为他们办案不公，我已经将他们告到政法委和人大，希望你能秉公执法！”不信任之情溢于言表。

    开庭当天，老人作为被害人发言很多，有些与案件无关，我多次进行制止，但恰恰这个举动成了我办案不公的“表象”，老人庭审后多次找我，认为开庭不公，甚至推测被告人私下一定找我做了工作，让人哭笑不得。

    还有一次我去勘验现场，他知道后大吵大闹，认为法官越权，我马上找出刑诉法上的相关法条，并耐心向他解释勘查现场的目的，老人的情绪才慢慢平静下来。

    后来老人又不断提出各种要求，如复制庭审笔录、复制证据、对被告人变更强制措施、赔偿精神损失、当庭宣判等，我都依法依理进行答复处置，并在接待细节上注意与其沟通，建立信任。比如他每次来时主动打招呼，搀扶其坐下，询问其健康状况。得知他创作文学时，我还主动向他请教写作知识。

    坦诚相待，心性则通。最后的判决老人不甚满意，但是他没有上诉，表示认同。后来的日子里，老人还将他的诗集和小说相赠，显示了他对我的信任。我想，当一个信访者走进法院能够走出“不信任”的怪圈，靠的是法官公正的一言一行的累积。让群众信任法律，信任法官，这是法官的最大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