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那天是2023年1月8日，距离春节放假不足10个工作日，我一如往常地走进办公室，看到桌上厚厚一匝卷宗，申请执行人是39名平均年龄在40岁左右的工人，被执行人是一家服饰公司，因为拖欠工人13万余元工资且拒不履行判决义务被申请强制执行。

我仔细看完卷宗，又想起了审判法官说的话：“这个案件原告人数较多，情绪极不稳定，基本每天都会来法院催进展，老板又没有什么财产……”

在执行局办案不到两年的我有些不知所措，总觉得是个棘手案，害怕办不好，更害怕给不了39名工人一个交代。

但既然案件分到我这里，就容不得我多想，尽全力把它办好就是。我着手开始进行查控工作，发现该公司没有可供直接执行的财产。我带着书记员直接去了厂房，在工人代表那里了解到该公司厂房租期即将到期，老板不打算继续经营，该厂房正被另一服饰公司注册使用，但原公司机械设备和办公设备还没来得及处理。推开厂房的大门，一车间的缝纫机设备，当时能做的，就是赶紧在工人代表的陪同下张贴封条，将公司的生产设备先行查封。

“法官，我们的工资是不是很快就能到手啦？”贴封条时，工人高兴又急切地问道。

我内心明白，按照执行程序，这些生产设备在查封后，要经过评估、拍卖等一系列程序，垫交评估费无疑又给申请人增加了负担，且处置周期长可能会影响到39个家庭的正常生活。

怎么样才能让39名工人更快地拿到工资？我犯了难。我拨通了公司负责人的电话，“你们要能把设备拉走，算你们有本事……”公司负责人的态度依旧很坚决。

“把设备拉走……”他的这句话给了我启发，这些设备可不可以找厂家回收抵现呢？于是我找到了设备上的生产厂家联系方式，咨询设备回购的有关情况，没想到生产厂家很爽快同意回收设备。案件迎来了第一个转机。

我开始多次与被执行公司的负责人电话沟通，告知其逾期不履行法律义务要承担的严重后果，后来公司老板的态度终于有些缓和。

我通知了39名工人和公司负责人面对面共同协商设备回收事宜。公司负责人同意把设备回收款用于支付工人工资。工人代表却立即反驳：“万一你把设备卖了卷钱跑路了怎么办，我们怎么办？”工人们对老板已经失去了信任，老板也没有其他资金可以执行，事情又回到了原点。

那能否把设备先抵给工人们，再由工人们直接与设备公司对接呢？

抱着这样的想法，我再次通知公司老板和工人们到场协商。在多方努力协调下，公司老板与工人们就查封的机械设备达成以物抵债协议。

“法官，我们现在是谁也不信，就信你们，你们可得在这现场见证！”工人们态度坚决。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和设备公司以及工人们每天都在公司清点设备。

设备厂家每拉走一车设备就当场支付货款给工人代表，工人代表再根据所欠工资明细逐个转给工人，同时我们也在场见证，让工人们直接参与清点回收工作，他们都吃下了定心丸。

在最后一批设备装车、货款到账，每一名工人都拿到工资时，工人代表长舒一口气：“辛苦赚的血汗钱终于拿回来了，谢谢法官每天为我们的事情奔波！”

在我离开厂房时，每一名工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我也长舒了一口气，很开心，也许这就是为民办事的成就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