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重读了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这篇课文我在中学时学过，但似乎忘得差不多了。如今读起，多了生活的诸多体会，真正能感到鲁迅先生著作的深刻之处。

作者在文章开头写自己是从“乡下跑到京城里”，由于“忙于生计”，所以“增长了我的坏脾气”。作者随后谈到“但有一件小事，却于我有意义，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使我至今忘记不得”。

接下来，作者详细描述了这一件小事的经过。因为文章并不长，笔者也自知水平有限，恐转述难以确切表达整个细节和作者的心灵感受，特将文章主要段落摘抄过来，大家一道重新学习一下。

“民国六年的冬天，大北风刮得正猛，我因为生计关系，不得不一早在路上走。一路几乎遇不见人，好容易才雇定了一辆人力车，教他拉到S门去。不一会，北风小了，路上浮尘早已刮净，剩下一条洁白的大道来，车夫也跑得更快。刚近S门，忽而车把上带着一个人，慢慢地倒了。
跌倒的是一个女人，花白头发，衣服都很破烂。伊从马路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车夫已经让开道，但伊的破棉背心没有上扣，微风吹着，向外展开，所以终于兜着车把。幸而车夫早有点停步，否则伊定要栽一个大斤斗，跌到头破血出了。
伊伏在地上；车夫便也立住脚。我料定这老女人并没有伤，又没有别人看见，便很怪他多事，要自己惹出是非，也误了我的路。
我便对他说，“没有什么的。走你的罢！”
车夫毫不理会，——或者并没有听到，——却放下车子，扶那老女人慢慢起来，搀着臂膊立定，问伊说：
“你怎么啦？”
“我摔坏了。”

我想，我眼见你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装腔作势罢了，这真可憎恶。车夫多事，也正是自讨苦吃，现在你自己想法去。
车夫听了这老女人的话，却毫不踌躇，仍然搀着伊的臂膊，便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我有些诧异，忙看前面，是一所巡警分驻所，大风之后，外面也不见人。这车夫扶着那老女人，便正是向那大门走去。
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我的活力这时大约有些凝滞了，坐着没有动，也没有想，直到看见分驻所里走出一个巡警，才下了车。
巡警走近我说，“你自己雇车罢，他不能拉你了。”
我没有思索的从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元，交给巡警，说，“请你给他……”
风全住了，路上还很静。我走着，一面想，几乎怕敢想到自己。以前的事姑且搁起，这一大把铜元又是什么意思？奖他么？我还能裁判车夫么？我不能回答自己。
这事到了现在，还是时时记起。我因此也时时煞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故事发生在民国，很小的一件事，但通过这件事，作者受到了教育。满身灰尘的车夫“需仰视才见”，作者“裁判”了自己，“榨出了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从而“自新”，从而“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由此想到彭宇案，许云鹤案，想到这两天刚离开人世的小王悦，如今世界是怎么了，冷漠和不信任充斥着社会各个角落。是因为我们也是“从乡下来到京城”，穿起了“皮袍”，还是因为我们整天忙于“生计”，整天增长着“坏脾气”？

再想到前段时间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少年》中作者描绘：由于封建宗法制度社会基础的崩溃，早先的道德基础逐渐瓦解，俄国整个社会所呈现的道德沦丧、精神空虚、分崩离析和压倒一切的敛钱欲——作者称其为十九世纪中后期俄国社会的特点。或者，任何社会转型期都会面临这样的阵痛？

那么，我们何必要将所有的罪责归结于一个案件在法律角度的是非裁判。是否只能靠宗教的教义人的灵魂才能获得救赎？是否单靠法律规范就社会可以达到大同之治？

值得欣慰的是，社会在反思，王悦事件出来后，湖南、广州等地市民发出“拒绝冷漠”倡议书，悼念亡者，同时唤醒社会良知。这说明喧嚣过后，公众逐渐懂得理性地思考，不仅仅是“裁判车夫”，更重要的是都在努力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也唯有如此，我们的社会才能自新，才能有希望。

从冷漠和怀疑中，我们得不到任何幸福。抱怨和推责，不是一个自信民族的表现。

康德说：“有两种伟大的事物，我们越是经常、越是执着地思考它们，我们心中就越是充满新鲜、有增无已的赞叹和敬畏——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

写完这些，忽然感到从脚底生起气力，很想走出去，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