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像一只小鸟/依偎在妈妈身旁/看见别的鸟儿 在天上飞翔/心里充满着向往/妈妈说/这世界风云多变/但很宽广/有风雨也有阳光/只要有信心 就有希望/我要做笨鸟先飞/练好一双坚强的翅膀/为了妈妈的希望/在蓝天上自由飞翔”

10月22日，一个细雨绵绵的周末，在尹应哲家的客厅里，他的儿子，17岁的尹子航饱含感情地朗诵起6岁时父亲为他写的那首《我要飞》。 一旁的沙发上，尹应哲夫妇微笑着慈爱地注视着儿子。

选择

1986年，尹应哲从郑州大学化学系毕业回到家乡南阳工作。聪明勤奋的他不到30岁就晋升为粮食局办公室副主任，那时，尹应哲是全单位最年轻的中层，可以说前途一片光明。

人生总是很微妙，有时候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走向。那是1994年初秋的一个傍晚，落日的余晖洒在尹应哲黝黑又泛着红光的脸上。刚刚下班的尹应哲正兴冲冲地往家走，想着该为怀孕的妻子买点什么补补身体。这个孩子，他们已期待了太久。尹应哲的妻子李玉霞是个漂亮能干的女人，部队转业后，她被分到南阳市税务局工作。结婚以后，上进的妻子总是忙于工作和各种培训，孩子的事便一拖再拖。眼看就30岁了，尹应哲终于盼到了这个小生命。

尹应哲走到市政府门前，无意中扭头看了一眼，一张大红的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招干通知映入他的眼帘。回到家中，那张招干通知却一直在他的脑海里。尹应哲犹豫了，去法院，他就是一个新兵，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可这也许是他实现儿时梦想的唯一机会。考，还是不考？尹应哲思量再三，决定参加考试。

1994年，对尹应哲来说是幸福快乐的一年。这年底，他以优异的成绩顺利考入法院。也是这一年，儿子子航来到了世上。尹应哲沉浸在双喜临门的喜悦中。

然而，幸福和喜悦在这个家里并没有逗留太久。那天，夫妻俩带出生不足40天的小子航到医院治疗感冒，却被医生告知孩子可能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并伴有智力障碍。

为了证明大夫的诊断不是真的，尹应哲夫妇带着儿子跑遍了南阳的各大医院，诊断结果却都一样：心室间隔缺损。由于心脏问题，子航经常感冒。从此，一个月两次的入院治疗成了这个家庭生活的主调。孩子哭闹，夫妻俩就一人抱着孩子，一人举着输液瓶在医院的院子里转。

为了给孩子治病，夫妻俩四处打听。心脏上的问题可以解决，但是要开胸手术、体外循环，还要全麻。当时南阳没有医院可以为这么小的孩子做这样危险的手术，只有北京可以。但所有费用下来，要两三万元。

两三万元，在当时的南阳，相当于一套房子的价钱。许多亲戚朋友劝他们“放弃这个孩子，就让它自生自灭吧，即使看好了，还是个智障，将来是一辈子的拖累，给他好吃好喝，也算尽到父母的义务了”。亲友的好意相劝让尹应哲夫妇心如刀割，孩子太无辜了，他是个弱小的生命，又不是件东西，怎么能说扔就扔呢？尹应哲和妻子决定尽一切努力治好子航。不抛弃，不放弃。

不抛弃 不放弃

子航三岁那年，尹应哲夫妇花光了准备集资买房的钱，为小子航做了手术。让人欣慰的是，手术很成功，小子航的身体也渐渐好了起来。

由于智力障碍，子航三岁了仍然不会说话。那段日子，尹应哲下班回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儿子抱在自己腿上，一遍又一遍地给儿子读唐诗、读儿歌。一个平常的夜晚，尹应哲同往日一样把儿子抱在腿上读唐诗。突然，他发现自己每读一句，儿子都会跟着他发出最后一个字的音。这个小小的举动让尹应哲激动得泪流满面，兴奋地把正在厨房做饭的妻子喊了出来。

从那以后，尹应哲读诗时留下每句的最后一个字让儿子说出，便成了这个家中最快乐的游戏。

一缕阳光照进了这个不幸的家庭，仿佛一切都在慢慢变好。

然而，厄运似乎下定决心要把这个不幸的家庭彻底毁灭。

2001年，尹应哲参加了院里的驻村工作队，在农村“驻”了整整一年。第二年回家时，妻子惊诧了：走时178公分，将近180斤的汉子，一年就瘦了40多斤。在一些朋友的提醒下，妻子建议尹应哲去医院查查，尹应哲却说：“没事，农村条件差，工作忙，最近备考研究生，看书也比较累，瘦点正常，手里这么多案子没办完，去什么医院呀。”

接踵而来的打击

那是2002年的10月，尹应哲牙痛去医院拔牙。拔完牙，尹应哲回法院上班，嘴里却血流不止，几乎是一口一口地往外吐血。几天后，大夫发出严厉警告，让他必须住院检查。结果出来了，大夫把李玉霞叫到办公室。白血病！李玉霞当时就懵了。丈夫才37岁呀！

那一天，回家的路显得那么漫长。公交车上，李玉霞的眼泪不停地掉。为了不让丈夫发现，李玉霞提前一站下车，快到家时，她擦干眼泪，抬起头做了几个深呼吸，然后，一副笑脸进了家门。李玉霞瞒着丈夫，只说是发炎需要住院打消炎针。于是，尹应哲抱着厚厚的一摞案卷住进了医院。

直到有一天，到医院给尹应哲送饭的李玉霞看到丈夫正拿着一本《血液病诊断与治疗手册》在读，她知道再也瞒不下去了。

“那天的情形我记得清清楚楚。”李玉霞说，“我告诉了他，他得的是白血病。之前我曾设想过很多他知道后的反应，大哭、崩溃……可我没想到，他什么也没说，双眼漠然地看着前方，面无表情。我赶紧劝他，他却对我说，‘我没事，人走哪说哪，咱有多大的力就治多大的病。’”

“我当时真想不通，我自认为自己还是个正直善良的人呀，没做过对不起谁的事呀，难道我上辈子欠了谁的？把谁家的孩子扔井里了？为什么这些事都落到我头上了。”尹应哲微笑着说，“我想不通，我从来不喝酒、不抽烟、不打牌、不熬夜，没有不良嗜好，又喜欢运动，怎么会是我呢？”

虽然心里有一千一万个想不通，尹应哲却表现得很从容。

“知道自己的病之后，他一直都很平静。”李玉霞的声音哽咽了，“只有两次，我看到他两手扶住儿子的肩膀，叫了声‘子航’，眼泪哗地就涌出来了，就两次。”

“我不甘心呀。”尹应哲说，“那年子航8岁我也才37岁，难道一切就这样结束了？我那时天天想，明天该怎么办，父母怎么办，儿子怎么办……人在找不到答案的时候是最灰暗的。”

对尹应哲来说，与疾病同时而来的，还有另外一个打击。

“发现我的病的那几天，正好是院里机构改革。对我来说那是等待了多年的一个机会。”尹应哲依然微笑着，“当时虽然病倒了，但是心里还是有期待。辛辛苦苦这么多年的努力，总还是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可。毕竟那年，我才37岁。”

尹应哲瞒住了自己的病情，上午去医院输液化疗，下午参加竞争上岗演讲。演讲是可以拿稿的，但尹应哲忙于治疗没有准备稿子，他本想多年的工作，大家都看在眼里，自己的这些工作他也早已烂熟于心，讲起来应该没有问题。可谁知，一上台，尹应哲就懵了，讲了两句就不知该说些什么了。

“那次失败对我打击非常大，真的是雪上加霜。”尹应哲淡淡地笑了笑，“不过我现在早就想通了。人的一生能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至少我还是法官，还能为社会公平做点事。我觉得人苦点、累点、吃的差点都不要紧，但要是受了不公平的待遇是最难受的，公平就像阳光、空气和水一样，是人最基本的精神需求。能为公平做点事，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希望与失望

拿到医院下的只有两三年期限的“死缓判决”，尹应哲并没有“束手就擒”。他再次来到了北京。在北京，医生告诉他骨髓移植可以治疗白血病。尹应哲看到了希望。

然而，老天再一次给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尹应哲的父母和四个兄弟姐妹同他都是半配型。

“半配型也可以做手术，但是风险非常大。”尹应哲说，“307医院的医生不建议我手术治疗。他让我慎重考虑。”

希望又一次破灭了。尹应哲回到了南阳，开始化疗。化疗的针是有腐蚀性的。每一次，打药前都要先用生理盐水清洗血管，打完药，还要再次清洗血管。输液时，尹应哲要忍住胳膊的剧痛，一动不动，因为药物的腐蚀性，一旦跑针，针头周围的皮肤就会坏死。对一个需要化疗的病人来说，这些都还不算什么，药物的副作用更让人难挨。每次化疗后，尹应哲都会全身无力，吃不下喝不下，还不停地呕吐。可即使在4个疗程的化疗期间，尹应哲也没有停止工作。

尹应哲爱他的工作，就像热爱阳光、空气和水一样。他瞒着自己的病情，坚持上午输液化疗，下午回法院办案。就在2002年那最难熬的一年，尹应哲的结案数、调解率仍是全庭第一。

牵挂

“为了治病，我什么办法都试过。”尹应哲的脸上仍旧挂着淡淡的微笑，“只要是听说对我的病有好处的东西我都吃。我吃过胎盘，吃过敲碎的鳖壳，甚至连癞蛤蟆，我都吃过。”

尹应哲不能死，他还有太多太多的牵挂。

“要不是他爱人去年在她单位做的演讲，我们都不知道他的情况。”尹应哲的同事宋汉亭说，“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对生活、对工作都很积极的人。去年我们一起去云南培训，我见他把课余时间的游玩路线计划得好好的，到哪就赶紧拍照片，看见什么没见过的，拉着当地人就问。”

宋汉亭回忆了和尹应哲一起办理的一起案件。“那也是在去年，一起山林确权案，要到山上实地测量。从南阳到镇平的乡里，已经是中午12点了，当事人都在那等着了，我们午饭没吃就上了山。上山需要2个多小时，刚走半个小时，我就见他满头是汗，我怕他身体受不了，就叫他先下山歇歇。他说他没事，勘察现场必须两人以上，他不到不合规定，坚持和我们一起上了山。上山后又是测量，又做当事人工作，一直到下午快4点我们才下来。”宋汉亭说，“这些年，从没见过他整天愁眉苦脸的样子，他好像也没有把自己当成个病号。说实话，这些事要是搁在我身上，我早不上班了。”

生病以后，尹应哲最喜欢的篮球不能打了，他开始做一些比较舒缓的运动。每天早上打打太极，晚上散散步，变成了他一天中的“必修课”。

现在，尹应哲每天还要服用口服化疗药羟基脲。为了节省每次2元的治疗费，尹应哲让妻子李玉霞学会了打针，每天为自己打干扰素。长期的肌肉注射，尹应哲臀部的肌肉变成了一块块的硬结，疼痛难忍时，他就拿土豆片贴在上面消炎。

“妻子是税务局的，她们单位条件不错，很多和她同龄的女同事经常去喝喝茶、美美容、健健身，因为我们家的情况，这些地方她都没去过。她也是个挺爱美的人，这些年，她每天只用1元钱一包的郁美净擦脸，顶多就是在郁美净里加点蜂蜜做个面膜。”尹应哲对妻子充满愧疚，“如果不是我的病，以她的性格和能力，发展一定很好。可我生病以后，她就辞去税务局综合科科长的职务，全心照顾这个家。”

李玉霞并没有觉得自己“亏”，在她眼里，丈夫一直是他的骄傲。“应哲一直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在单位是个好法官。他从来没对我说过‘我爱你’但他做的很多事让我很感动。不管咋样，只要他还在，我们就是个完整的家，他对我太重要了。”

“虽然我们家多灾多难，但我觉得我比很多人都幸福。”李玉霞说，“记得那天，吃山药。6岁的小女儿见我总挑小的吃，就问我‘妈妈，你怎么吃小的呀？’我说‘因为妈妈想让两个宝宝吃大的呀’我刚说完，儿子和女儿一起把手里的山药递到我的嘴边，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要是他们俩没有这病，我们该是多么幸福的一家呀！”李玉霞轻轻地叹了口气。

“我像一只小鸟/依偎在妈妈身旁/看见别的鸟儿 在天上飞翔/心里充满着向往/妈妈说/这世界风云多变/但很宽广/有风雨也有阳光/只要有信心 就有希望……”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尹应哲的家中又传来了子航的朗诵声和阵阵欢笑。（本报记者 陈 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