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以来，新野县法院以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为出发点，在全力做好审判执行工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同时，创新社会矛盾化解机制，以法官走基层联群众为依托，加强法庭与司法所、司法联络员等单位、个人联动，构建“一纵两横”的矛盾化解体系和网络，为促进县域经济社会的和谐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公民法律意识也日益增强。应该说，现在整个法院系统的内部管理、队伍素质、案件质量等各方面都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但同时却也是涉法涉诉案件上访量最多、司法裁判终局性最差、司法尊严最低的时期。为什么？另一方面，由于目前我国化解社会矛盾的诉前刚性程序缺失，诉讼门槛过低，司法的既判力和终局性差，使得法院既要应接不暇疲于受理、审判大量的各种案件，又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防止和处理各种涉诉上访案件。怎么办？根据民主法制思想理论和我国的法律制度，法院的职能是居中裁判，“不告不理”，但现阶段，社会矛盾凸现，公民维权意识强烈，在人力、物力上和现行法律制度下，法院无力去审理解决社会上的一切矛盾和纠纷，裁判也不是定纷止争的唯一方式；法院只能审理部分社会纠纷，或者说当社会纠纷只有必须依赖法官的专业能力和法院的权威才能得到公正处理且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时才应由法院审理，动辄通过诉讼解决矛盾纠纷的现象并不是法制社会的象征。但对那些依法不应由法院受理或者完全可以通过非诉程序解决抑或基于现实原因法院暂不能受理的矛盾纠纷，法院就束之高阁、袖手旁观吗？肯定不是，因为理论上法院是不能拒绝裁判的。现实中，中国国情、党和人民群众对法院的要求、期待决定了法院不仅要执好法、办好案实现定分止争，还应承担更多的法律职能之外的社会职能，从而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和谐稳定。也就是说，法官不仅仅是适用法律，更重要的是解决矛盾，案结事了。因此，化解矛盾、定纷止争应是基层法院目前的历史使命和社会担当。既然不能全部受理进行裁判，又必须给予其表达和化解的途径，就要求法院在做好执法办案第一要务的同时，必须能动司法，主动出击，勇于担当，开拓创新、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

基于社会现实，我们探索建立了“一纵两横”的矛盾排查化解机制。“一纵”体系，即以法院为主体的执法办案、走访排查化解矛盾纠纷体系，主要内容是构建起法院（县）→法庭或巡回审判点（乡）→基层联系点或法官工作室（村）三级纵向矛盾排查化解体系，引导干警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通过执法办案和开展常态化的走访活动，排查化解矛盾纠纷。“两横”体系，即法院与其他部门、人员相互配合并及时跟进、指导的矛盾化解体系。主要包括法庭与司法所、派出所联动配合及在基层农村广泛推行司法联络员工作机制，将司法触角延伸至最基层角落，在司法和人民群众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和纽带。这样，使不能进入诉讼程序解决的矛盾纠纷通过非诉手段解决，法院通过“诉讼”和“非诉讼”两条腿走路，实现矛盾纠纷解决的无缝对接，真正实现“事了”，达到无讼民和。

我们创新社会矛盾化解机制，构建“一纵两横”体系，符合能动司法的要求，立足基层司法实践，把握能动司法的内涵，拓展能动司法的方式，主动延伸审判职能，引导法官和法院其他工作人员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同时，也是在丰富、巩固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相互配合、相互衔接的基础上，突出人民法院和其他机构、人员各自职能和优势，建立联动机制，共同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合力将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进一步丰富符合我国国情的多元化民事纠纷解决机制。

在我国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就是一个乡土社会、熟人社会、人情社会，人们崇尚的是家人、邻里友好往来、和睦相处。我国古代也有“无讼以求”、“息讼止争”的法律传统，甚至有“饿死不要饭、屈死不告状”的民间传统。因此，在农村，诉讼应当只负责解决那些通过其他手段无法解决而法律认可由法院解决的矛盾，对于对抗小的纠纷则可以通过非诉讼方式的方法解决，更容易获得社会的理解和个案的执行，实现双赢的结果，也有利于维护当事人之间的友好关系。我们推行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就是适应这一实际需要而创立的，排查出来的矛盾纠纷都是民间纠纷，从政治学上来讲，是人民群众内部矛盾。因此，用相对温和、不伤和气的调解方式解决应是首要选择。与诉讼程序繁琐复杂、时间长、高成本的特点相比，排查后的调解程序简单明了、成本低廉甚至无成本，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与人民调解制度相比，法庭与司法所工作人员、司法联络员进行的调解更专业，结果更易被法律认同、被群众接受，同时，司法所及司法联络员对于调解的结果会主动引导当事人及时进行司法确认，增强调解的效力，相比之下也更具效率性。因此，“一纵两横”的社会矛盾化解体系既有理论基础，又是现实需要，更是符合社情民意、行之有效的纠纷预防、化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