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宋朝官员，以断案英明刚直著称于世。被奉为“包公”，誉为“包青天”。其所形成的“包公精神”及独特司法文化，无论是对他所生活的北宋中期还是后世都影响深远。“包公精神”，涵盖了清正廉洁，刚直不阿，秉公执法，严于律己的职业精神。他明如镜、清如水的精神品格和关注民生、心系百姓的爱民情怀，很好地体现了他的民本思想和职业良知，为世人所景仰。成为我们当代司法者的楷模。

包公办案，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公正廉明，刚直不阿；二是惩恶扬善，抑强扶弱。北宋初期虽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但是，“凡诉讼不得径造庭下”，衙门是不对老百姓开放的，一个普通百姓，要想告状不但手续繁多，加之错综复杂的关系，很难见到官员的面。包拯在开封府任职时，作出了一项改革：大开正门，凡是告状的，都可以进去直接见官，直接面陈案情，任何人不得阻拦刁难。这一举措既有助于百姓伸冤，又有助于查明案件真相。根除了积弊，大大方便了平民百姓诉讼，是便民利民的一个范例。

包公抑强扶弱，爱民如子的情怀还表现在关注民生疾苦上。开封城里有一条惠民河，河的两岸，既有平民，也有达官贵人的住宅。包拯任开封府尹时，天下大雨，河水泛滥，淹没街道，使许多平民无家可归。包拯经过调查，了解到河塞不通的原因，在于官僚和贵族们在河上筑起了堤坝，将水面种花养鱼，同自己的住宅连在一块，建起了水上花园。包拯提前派人画了地图，提取了相关证据，遂后下令将所有堤坝与花园拆毁。有人自恃权大位显，告到宋仁宗那里。包拯拿出证据，证明他们非法建造水上花园。就这样，疏通了惠民河。

包公心系黎民，公正廉明，亲民便民，敢于“惩恶扬善”。无疑，他是恪守自身职业道德的典范。他铁面无私的背后，有一颗悲天悯人的仁者之心和扶危济困的恻隐之心，这是他自身重德厚养的文化积淀，也是他司法良知的集中体现，是值得我们后人借鉴和弘扬的传统司法文化的精华。这种“包公精神”与我们当今 “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政法核心价值观相符合，很好地体现了司法者的精神品格和职业操守。

 法官作为司法权的执行者，是百姓心目中的“青天”，应具有起码的司法良知。而法官的司法良知其实就是对自己职业道德的自觉遵从和自我表现。法律的公信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者的价值观与他们社会责任感的强度。对于法官来说，渊博的知识、精湛的专业庭审技能固然重要，但在审理案件、适用法律过程中，不可能不受到自身情绪、意志力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这就要求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必须是理性的，是具有职业操守和司法良知的。

法律是一种普遍的行为规则，既约束公民的行为，又为人们提供服务、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他”既是严酷的，同时又是温情的。其实，最简单、最朴素的东西，往往最能打动人，也最有说服力。法官的职业良知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他要求法官拥有一颗平常心和公正之心。平常心就是对自己的职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因自己的法官身份而对前来求助的群众淡然漠视，而是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心里要装着群众。作为一名法官，如果失却了人文情感的支撑，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法律所蕴含的人性关怀。因此，对老百姓要始终保持着一种最朴素的情感，像包公一样心系黎民，爱护百姓，对弱势群体拥有一颗同情之心、恻隐之心。做到能动司法，把人民群众当亲人，自觉地从人民群众最满意的事情做起，从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问题改起，着力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

但是，对于一位合格的法官来说，仅有一颗平常心、同情心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法官毕竟不是慈善家。他肩负着一种特殊使命，那就是始终坚持公平正义。因此法官更要具有公正之心，像包拯一样 “赈灾黎、求民隐、断关节，秉正清廉”，“平冤狱、抑豪强、惩污吏，执法严峻”。凡事都拿着法律的标尺去衡量，唯法独尊，不畏权势，公正断案。面对每一起案件，既要把握法与情的融合点，又要找准法与理的统一点，用最朴素的道理和最纯真的情感化解矛盾纠纷。只有把握好法律规则，保持一颗平常之心，恻隐之心，才能始终胸怀法度，善守其本，平衡好各方当事人的利益。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精品案，使每一个案件都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这是包拯的座右铭。它告诉我们什么是治本之道，那就是清心寡欲，保持良好的职业操守和司法良知。法官的司法良知是法官的成业之道、立身之本，可以修养人格，成就事业。重德养心，厚德载法，德正才能法严！